新笔趣

第99章 映鉴（第1页）

修复拼接后的铜镜主体，如同一位重伤初愈的远古使者，在梧桐巷工作室特制的微环境支架上静养。环氧树脂胶粘剂需要至少一周时间达到完全固化与稳定，期间需保持恒温恒湿，避免任何振动。苏见远和林微每日例行检查，记录环境数据，观察接缝处胶体状态，如同悉心照料一位沉睡的贵客。

趁此间隙，他们将精力转向对铜镜符号更深入的研究，以及与“天工院”符号的对比分析。三维扫描数据的优势此刻充分显现。他们将铜镜符号的高精度模型与“天工院”几个最清晰的朱砂符号图像进行数字化的三维空间比对（将平面图像根据透视原理转化为模拟三维数据），尝试从空间结构、比例关系、甚至可能隐含的数学规律（如角度、半径比）中寻找更深层的联系。

林微设计了一套简单的算法，计算不同符号的“辐射线夹角均匀度”、“核心与辐射线长度比例”、“线条曲率变化”等参数。结果显示，铜镜符号的几何规整度最高（同心圆，四等分辐射），而“天工院”符号则呈现出更多的“手绘”变异，但核心的“辐射对称”概念一致。

“就像同一个家族的不同笔迹，”林微对比着参数图表，“铜镜符号像是精心设计的‘正体’，而地图符号更像是快速绘制的‘草体’或‘变体’。这可能说明，在长期使用中，符号的基本形制被保留，但具体绘制会根据载体、工具、用途甚至绘制者的习惯有所变化。”

苏见远认同这个看法：“如果是工匠标记或行业符号，这种现象很常见。一个工坊或流派的标志，既有标准样式用于正式场合（如铸刻于重要器物、碑刻），也有简化和变通形式用于日常绘图或内部沟通。”

他再次审视那个元代清真寺碑刻拓片上的微小符号。虽然极其简略，但其规整的形态更接近铜镜符号。“也许，这个符号在元代随着西亚/中亚工匠传入时，有其相对规范的形式。后来在明代的‘天工院’这类本土化、且可能涉及保密的机构中，被简化或改编，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景和材料。”

这个假设将符号的流变嵌入了更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外来技艺的本土化与再创造。

为了验证这个思路，他们开始有目的地搜寻元代及明初，与金属加工、兵器制造、官营作坊相关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尤其关注带有非文字标记的实物。秦遥再次提供了关键帮助，通过国图的渠道，调阅了一批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元代“镔铁”（一种古代高级合金钢）武器、金银器的高清图录，以及明代早期兵仗局、内府监相关档案的电子化索引。

数日的检索与比对后，一个突破性的发现出现了。

在一本海外出版的、关于伊朗伊利汗国时期（与元代大致同期）金属工艺的学术着作中，林微发现了一幅插图，展示了一柄13世纪末波斯工匠制作的嵌金短剑的剑格（护手）局部。在剑格侧面一个不起眼的位置，阴刻着一个由双层同心圆和四条等分辐射线构成的符号，几乎与梧桐巷铜镜上的符号一模一样！旁边的注解说明，这种符号在该时期波斯及中亚地区的精品武器和金属容器上偶有发现，被部分学者推测为“高级工匠联合体”或“王室工坊”的标记，但缺乏确凿文献佐证。

“波斯……伊利汗国……”苏见远看着图片，思路疾转，“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密切，双方使节、工匠、商旅往来频繁。波斯工匠的技术和纹样对元代工艺影响深远。如果这个符号是当时波斯某高级工匠群体的标志，那么它完全有可能随着工匠的东来，出现在元朝境内为他们服务的器物上，比如我们这面镜子！”

几乎同时，苏见远在明代兵仗局的一份嘉靖年间“异样军器样制”档案目录中，瞥见了一条简略的记录：“番匠阿卜杜勒呈‘旋风火龙枪’式，附图，上有红圈并射线记，云为其祖传密法标识。” 可惜档案正文与附图已佚，只余目录条目。

“番匠”指外族或外国工匠。“红圈并射线记”——这不正是“天工院”地图上那些朱砂符号的描述吗？而且与“祖传密法”相关联！

两条线索，一外一内，一实物一文献，遥相呼应，共同指向了这种符号可能起源于西亚/中亚的金属工匠传统，在元代传入中国，并被部分“番匠”及其后裔或学徒传承，应用于他们参与的高等级制作（包括宫廷武器、奢侈品），甚至成为其技术“密法”的视觉标识。到了明代，这种标识可能被某些涉及特殊技艺（如火器）的机构如“天工院”所沿用或借鉴。